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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新”莫厌“旧”

2000-12-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张国功 我有话说

以晚清民国这截现代史为中心,大面积的旧人旧事在怀旧主题诉求、图文互动、软性写作等当代修辞的精细包装下,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碎片式符码而在书肆坊间大行其道,这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界与读书界一道流行的风景线。《旧踪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就是其中的一种。

晚清民国前后,历史舞台上一幕幕走马灯似的正剧、喜剧、闹剧、悲剧,编织了一代代中国人莫名的歌与哭,深藏了一代代中国人无端的喜与忧。在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人遭逢了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诸多“元问题”:东方/西方?民族/世界?传统/现代?物质/精神?……历史的逻辑正如《报馆旧踪·前言》所言:“久远的故事,却可能包含着前瞻的内容。”从百年前的近现代寻找今天走向未来的思想资源,就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潮流的普遍路径。《旧踪丛书》无意于简单罗织旧年风景以客观展示一段死寂的历史,更拒绝以猎奇炫异的手法将健康的怀旧引入畸形的陷阱,而旨在追寻旧人旧事背后的深层意蕴:在那些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旧人身上,传承着一种什么样的学统与道统?在那些被历史惯常的“宏大叙事”所尘封遗忘的旧事背后,流转着什么样的人文消息?在殷忧多难而弦歌不辍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民族的文心学脉、生命力与创造性如何历久而弥坚?在历史巨大的断裂带里,个人与国家屡起屡仆的命运,潜伏着怎样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举其大端:如《大学旧踪》对现代教育人文精神的挖掘,足以作为反省今日教育困境的参照;《报馆旧踪》对现代报刊业争取自由民主传统的弘扬;《书局旧踪》对现代出版业沉潜于文化创造的优良传统之揭示;《译林旧踪》与《科学旧踪》分别对现代中国通过翻译西籍以向域外求新知和借鉴发展现代科学,不懈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寻绎;《商界旧踪》对近现代新兴商人群体从诞生走向成熟的过程及其贡献的凸显;《女界旧踪》对现代女性风采与其“浮出历史地表”过程中悲欢的描绘,《佛门旧踪》对近代衰世变乱中佛门弘法利世的良好传统以及面临无边纷扰而由出世到入世直画惨淡人生的勾勒……这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深度怀旧的应有之义:有着一种阶段性的总结与梳理,更有着一种理性的评判、鲜明的褒贬与历史的认同。这使丛书超越了一般贴着怀旧标签而流于浅显、消闲化、展览性与趣味主义的同类图书。

《旧踪丛书》包括“大学”、“书局”、“报馆”、”商界”、“女界”、“译林”、“佛门”、“梨园”、“科学”、“留学”、“影坛”十一种。丛书的一个高明与成功之处,就在于对当代文化思想、学术潮流一向敏感的出版策划者刘景琳先生充分地意识到,上述领域作为一个个独特的“公共空间”——而且多是比狭窄的传统庙堂开阔得多的现代市民性公共空间,较为典型地蕴含了一个大转捩时代方生方死、由旧趋新的特质。将这些领域反映出来,人们就能以一叶知秋、以点带面地解读把握那个旧时代的脉搏与体温,而不必追求反而有可能陷于大而无当的系统性描述。著作的每篇文章采取历史切片式的写法,注重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复原意蕴丰富的历史片断、时光瞬间、旧年场景与人物个体等历史的碎片。在气脉贯通的人文追怀这一粘合剂的凝聚之下,这些历史的碎片得到了圆融有力的整合,读者获得重回历史现场的接受效果。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把历史当作海明威笔下的那条只剩下骨骸构架的大鲨鱼,用所谓的宜粗不宜细的本质逻辑、宣称足以包罗万象的万能理论、空空荡荡的核心观念,来替代丰富多采的历史本身。以理论之刀剃去了血肉的历史,已经很难说是真正的历史了。一个致命的后果,就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在无情的遮蔽中退场了,真正的历史之流在观念河床的囿限中变得干枯萎缩。《旧踪丛书》有力地突破了这种干瘪的历史写作,也与晚清民国这一段有着典雅蕴藉的丰富内涵的历史达成了一致与和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丛书作者多是对各个专题领域学有专攻的一时之选,如精于梨园剧史的徐城北,长期反思现代新闻史、教育史、出版史的郭汾阳、谢泳、丁东,对西籍东译、西学东渐颇有见地的邹振环,近代商会与市民社会的出色研究者朱英,精研佛学的麻天祥等。有着对各个领域内核的专业性理解而又能形诸以生动的描述,使得他们能在写作中充分地立足于追求大众化而又不媚俗娱人的文化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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